能源资源约束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能源资源供给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可开发利用的难度提升，以及国家资源禀赋变化导致能源资源供需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这种约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资源短缺，即供不应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属于数量控制约束；二是由资源禀赋优越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即所谓的资源诅咒，属于质量控制型约束。 

　  形成能源资源约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矿产资源以及能源主要使用的化石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泥炭、煤、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等生长过程与人类社会发展相比，其形成非常缓慢，与其他资源相比，再生速度很慢，或几乎不能再生，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只会消耗，而不可能保持其原有储量或再生；二是经济的粗犷式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初期都依赖于对能源和资源的过度消耗，以美国为例，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在家电、食品、汽车、建筑等初级消费的拉动下，经济得以快速增长。而这些初级消费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都很强。

　    我国能源资源消耗情况 

　  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化已经没有了当时廉价资源与能源保障条件，并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能源资源约束问题日益突出。 

　     1.我国能源资源消耗水平 

　 从能源消耗来看，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36.2亿吨标煤，占世界能源总消费量的20%，人均能源消费量2.7吨标煤，高于世界人均水平，但是所创造的GDP仅为全球的10%左右。2011年我国能源消费占比(21%)是GDP占比(12%)的近两倍，而同期美国能源消费占比(18.5%)仅为GDP占比的(26%)的70%，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品附加价值明显较低。而且我国能源消费长期以煤为主，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0%，远高于世界30%的平均水平，使得我国在消费相同一次能源的条件下比其他国家多排放30%的二氧化碳。 

　 从钢铁消耗看，2012年我国钢铁消费量达到6.39亿吨，位居全球第一，超过其他前十位国家消费量的总和；按人均钢材消费统计，中国为477.4千克，同比增1.4%，几乎为亚洲平均243.5千克的两倍，是国际钢协统计国家中的最高人均消费国。 

　 从水泥消耗看，2012年我国水泥消费量为21.8亿吨，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增长过快，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过快增长主要是结构性原因导致，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经济速度高增长周期表现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特征，重化工业占工业增加值比例逐年提高，重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工业贡献率的70%以上。目前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是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必然结构特征，这一结构性问题将是长期性的。我国能源密度曲线存在“双驼峰”的风险，与先发国家“抛物线”相比，有可能会出现二次高峰，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增强经济、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缓解能源资源对经济制约的重要手段。 

　     2.我国工业化能源资源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工业化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除与当前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外，还受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城镇化进程、居民收入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 

　  经济发展依赖投资拉动。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大规模投资、大规模消耗、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建设，带动经济快速增长。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的确能够有效加快工业化进程，但同时也导致能源资源需求总量居高不下、持续上升。例如，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了规模达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其中有81%投向新建住宅和基础建设设施，带动了大量的钢铁、有色金属和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增长，给工业节能减排带来巨大压力。 

　  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主导。重化工业自1991年起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目前仍处于占工业产值比重持续增加的上升期。这是因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阶段，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能的重化工业是顺利完成此阶段发展目标的关键力量和物质支撑。同时，这也表明我国目前必然处于能源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阶段，重化工业的能源消耗已占据制造业能源消耗总量的70%以上。 

　  如何通过技术改造来实现集约化生产，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有待提升是导致我国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进一步加大了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量。目前，我国总体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0%到20%。同时，我国被动锁定于国际产业链分工底端，产能长期集中在附加值较低领域，路径依赖性较为严重，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单位增加值能耗远较发达国家高。 

　   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近1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以年均1.22%的增长速度快速攀升，到2010年已达47.5%，“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到“十二五”末期，我国城镇化率要提升4个百分点。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促使大批人口向城市集中，预计在未来20年内，我国将有超过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能源资源需求十分巨大。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消耗量虽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由城镇化引起的总量再上升，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援引相关国际条约的联合制约。 

　  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我国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促使消费需求层次日益提升，特别是中等收入居民数量的增加，推动汽车、住房等资产投资性需求持续上升，进而带动工业品产量快速增长，不断扩大能源资源需求。以汽车行业为例，2008年我国汽车产量约为930万辆，到2010年已猛增至1826万辆，年均增速超过40%，总量跃居全球第一。但由于人均拥有量仍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汽车产业依然存在较大增长潜力，对能源资源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3.关于我国能源资源约束的主要观点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院士认为，当前我国能源发展依然面临能源资源约束趋紧、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生态压力加大、能源安全形势严峻、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加重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张琦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从短缺经济阶段、剩余经济阶段进入到了资源约束经济新阶段，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大量资源为代价，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给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构成严重阻碍，经济安全风险增大也造成国家安全隐患。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指出，我国能源需求增长旺盛，对外依存度逐步逼近“临界”，目前常规化石能源日趋短缺，而非常规化石能源及新能源短时间内难以起到战略接替作用。中国地质大学邹伟金教授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当经济增长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资源诅咒”现象，由于能源型资源数量上的限制，一方面受到日益匮乏的能源型矿产资源的存量约束，另一方面受当地能源开采及加工业的发展环境及产业结构影响，从而制约经济的良性发展。《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明确指出我国资源约束矛盾突出，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虽然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目前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能源消费还将大幅增长，资源约束不断加剧。 

　   国开行专家王大用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重新步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模式，它带来的资源约束很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滑落，使我国经济增长出现较长时间的衰退。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对此判断持反对态度，认为不应拿现阶段我国的资源消耗水平与发达国家资源消耗水平简单对比。金培教授认为，不论哪个国家，只要走工业化道路，工业生产就要消耗自然资源，现阶段的中国工业化与资源约束的复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全球化规则的不彻底性所产生的特殊矛盾，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以更高效率的工业开发和利用方式来解决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来实现工业文明的成就，而决不能用放弃工业化即放弃工业文明的方式来实现资源节约。

　    应对能源资源约束的主要措施 

　   目前，我国能源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能源资源对环境的约束日益凸显，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将继续上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任务十分艰巨，能源资源始终是一个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问题。 

　   一是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从目前趋势看，受限于既有发展模式、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虽不科学，但短期内无法被集约式增长方式全面取代，能源资源消耗总量上升势头在短时期内难以根本扭转。但考虑到工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和诸多制约因素，“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的着力点不在于追求更高的增速、更大规模的制造能力，而在于正确处理好与能源资源、经济效益、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关系，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必要时候，甚至可以考虑适当降低增长速度以缓解工业发展与能源资源的矛盾。 

　    二是推进结构调整和管理创新。技术进步是推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但考虑到当前重点行业通过技术改造节能降耗的空间已较为有限，“十二五”期间应在加强企业技术改造的同时，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完善节能降耗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全面提升企业节能管理，引导行业和企业把科学发展理念真正落实到节能降耗和能效提高上来，从资源投入和使用、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后端治理等环节，全过程建立节约、清洁、循环、低碳的新型生产方式。 

　　 三是提高国际能源资源保障能力。目前，我们很多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50%，在加大节能减排降耗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为此，应积极鼓励我国优势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资源，降低资源供应渠道的不确定性和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在国际上能采购到的，就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对于大宗原材料，也可以考虑将初加工能力转移到境外，减少国内对能源资源的依赖。 

　　(作者系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所长)